在复旦校园西侧的绿树浓荫中，掩映着一栋雍容典雅的4层楼房，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比，其风格别致而又独特，这就是被称为“子彬院”的心理学院大楼。每一个复旦人都熟悉这栋数学楼，并把它戏称为“小白宫”，意即其门庭的造型风格可与美国白宫相媲美。 如今，岁月的风霜或许消蚀了建筑昔日的风采，但它作为今天仍留下的当年少数建筑物之一，默默铭刻着捐建者的壮举。

“子彬院”建于1925年。民国初年，法国在上海创办了一所“震旦大学”。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全市学生举行声援工人的示威游行，蛮横的震旦大学校方竟将参加游行的师生辞退及开除，屡经交涉无效，于是激起了部分师生提出自己办大学的倡议，遂由该校的名教授马相伯先生向上海的爱国资本家募捐。一位叫郭子彬的富商毅然响应，捐资光洋十万，协助创立复旦大学。

铜钵盂老寨

铜钵盂村创寨于宋理宗年间（1225年至1264年），其先祖郭浩（唐郭子仪裔孙），宋理宗年间任广西按察使，郭浩任满定居潮阳，郭浩之次子郭球到此落籍创村，因村前有大水潭，状似铜钵盂，故而得名。

地处小北山脉腹地的铜钵盂村，到现在还是仅有四五千人口，但自古以来却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自清末以来，走出了分布在海内外的知名实业家、学者、作家达120多人，包括唐宋潮汕八贤之一的许申、电影艺术大师蔡楚生、著名心理学家郭任远、现代外交家郭丰民、作家、红学家郭豫适、郭小东等。郭子彬，同样是从这个村子出来的。从“小上海”到“真”上海，这位近代潮商翘楚的一生堪称传奇。

19世纪70年代，郭子彬奔赴上海谋生，三十岁前后独立经营，以忠诚勤勉树立信誉，屡获厚利。清末八国联军入京之后，走私洋货及违法毒品源源流入中国，投机生意之浪潮空前汹涌，中华人民之膏血不断外流，少数投机商人暴发国难财。郭子彬就是当年发大财的投机商人之一。到民国初年，他已积累不小资财，成为在沪潮州帮的首富。

郭子彬并不是浑浑噩噩的商人，他有眼光、有抱负。他在积累了巨额资金后，适时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兴办民族工业，集巨资创办鸿裕纱厂和鸿章纺织厂，并取得很大的发展，成为旅沪潮商创办实业的先驱者。同时，他不忘报效桑梓，造福社会，热心在上海和故乡办教诲亊业，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郭子彬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因其兄早丧，郭子彬于光绪初年只身赴上海谋生，留其弟在家继承父业行医并待奉老母。

郭子彬初到上海时，在一家烟土行当学徒。他办事认真、聪明勤奋，并且学懂一些英语，很快掌握了烟土行业的经营之道。数年后，郭子彬独立创办了郭鸿泰土行。他经营有方，亲自站柜台，在烟民中颇有信用。

郭子彬的柜台上每天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买烟土要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土店的。自此，业务发展迅速，郭鸿泰土行逐渐跟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郑洽记齐名沪上，郭子彬也一跃成为上海潮商的巨富。据姚公鹤著《上海闲话》称：沪上潮人“土栈之尤著名者，为郭姓之鸿泰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禁烟，烟土行业列为非法贸易，郭鸿泰土行随之停业。

辛亥革命后，全国开展禁烟运动，郭子彬深感贩卖鸦片害国害人，必须及时掉转经营方向。于是，他首先投资上海钱庄业，在上海鸿信、鸿祥、信裕、晋安４家钱庄，共参股11.8万两银，成为4家钱庄的大股东。与此同时，他以鸿裕号为名，兴办4家面粉厂和1家织布厂。

一战期间，资本主义列强在欧洲激烈争战，无暇东顾，棉纱、棉布输入中国的数额锐减，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得到发展的机会。郭子彬抓住良好时机，于1915年和1918年与其表弟郑培之（潮阳金浦人）合作，先后投入巨资在上海创办大型的鸿裕纱厂和鸿章纺织染厂，崛起成为近代上海著名的实业家。

1915年，郭子彬与表弟郑培之合作投资150万两银，在上海麦根路（今淮安路）491号创办鸿裕纱厂，建厂时购地近百亩，延聘英国工程师设计。该厂建成后，拥有纱锭62816枚，布机244台，实际有纱厂和布厂共两厂，产品以宝鼎为牌号，运销国内各商埠和东南亚各地，获利丰厚。该厂曾获孙中山手书“衣被群生”的牌匾。

1918年4月，以郭子彬、郑培之为大股东，筹规银10万两，在上海麦根路康那脱路口（今泰兴路北段康定路口）创办鸿章纺织厂。

鸿章纺织厂初建时只有木织机400台，染缸8只，职工300余人。次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席卷全国的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活动，再一次给民族棉纺织业提供了机遇。

1920年，鸿章厂又增资10万两，增添铁木织机216台。一年多后，该厂又大幅增资至150万两，大规模增添和更新设备，添置纱锭24536枚，布机 440台（其中铁织机25台），并购进染色机械代替老式染缸，成立机械化染布车间，职工也激增至1200人，形成新式纺织染大型企业，厂名也改称鸿章纺织染厂。

鸿章的棉纱以“宝彝”为商标，而棉布则以“宝彝”、“鸿章”、“双凤”、“三羊”为商标，皆畅销国内和东南亚各地。此时，鸿章和鸿裕都进入兴盛的时期。作为旅沪潮商从事实业的先行者，郭子彬对当时上海民族纺织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业绩一直受到后人的赞扬。

郭子彬致富后不忘报效桑梓，造福社会，在上海和潮汕地区所办公益、文教事业颇多。除了前文提到的捐建复旦大学“子彬院”之外，还有以下善举——

创办上海贫儿教育院。1920年，鉴于居沪潮汕人中谋生艰难、生活贫困者众多，子女普遍存在入学读书和尔后择业的困难，上海潮州会馆决定斥巨资创办上海贫儿教育院，办院经费由潮惠会馆统筹，主要由郭子彬和郑培之等人捐赠。学校主要招收旅沪潮汕籍贫寒人家子弟入学，学生一律住读，全部免费，实行半工半读。郭子彬不仅带头捐献建校资金，而且长期捐助该校办学经费。创办者为学校能够长期维持，置办了可以有常年收益的土地、房产等产业。郭子彬还积极支持“潮汕山庄”，使旅沪乡亲逝后有办丧事、寄棺或殡葬之场所等。

捐助韩山师范学校及金山中学。1921年，郭氏拟大力兴学之时，这两所办在潮州的有名学校，因一时经费不足，曾向郭氏求助，郭氏慨然许诺，购大量图书给韩山师范学校，成立郭辅庭图书馆，又捐助金山中学大量标本及仪器，扩大该校实验室。

韩山师范学院

创办汕头大中中学（即现在汕头第四中学的前身）。1919年，郭子彬和郑培之捐资在汕头创办潮州八邑职业学校，其后改办为汕头大中学校。大中学校创办二十多年，除办好各学科之外，特别注重体育之发展。

汕头四中，其前身为汕头大中中学

创办铜盂中学。1920年，郭子彬在上海成立校董会，先派四名校董回家乡主持建校及开办等事宜。这四人是郭豫育（震旦大学毕业，后来当中学校长）、郭亨大（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来当教务主任）、郭企青及郭豫明。郭氏父子首先捐款二十万光洋，这义举引起其他旅沪的铜盂商人，如鼎源派、承信派及仁记派都慷慨捐款。铜盂中学筹备二年，开办时已具几个特点：

一是在当时校舍的建筑是最新式最宽敞的，可说是美轮美奂；二是拥有一个占地二十亩的运动场；三是藏书最丰富；四是标本仪器设备多而完备。难怪未招生而声名远播，潮普惠揭四县学生多来报考。

此外，郭子彬还热心赞助在沪潮阳籍学生出国深造，例如在30年代在心理学上享有国际声誉的郭任远博士，在工程界上举国闻名的郭承恩博士，在农学理论上卓有成就之郭守纯博士，以及郭应清，郭豫育等等，都曾得到郭子彬先生的资助。由于郭氏的慷慨解囊及倡导，努力求学之青年很多，并且颇有成就，因而在三、四十年代间，铜盂一乡，人材辈出。

郭任远，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创办心理学系并筹建心理学院；曾任鲁东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史有前八贤后七贤之人物，特别明朝一代，更是人材济济。先贤虽有著述，终因年代久远，散佚无闻，郭子彬对此极为痛心，遂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上海开创“双百鹿斋”，聘请对古学有研究之学者搜集、校勘古代典籍，重新出版了明代隆庆《潮阳县志》(林大春编著)、《东涯集》(即翁万达集)及《井丹诗文集》等书，依然采取仿宋木刻连史纸线装印书，刻印了许多图书，广赠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和大学，传播久远。

1922年8月，潮汕遭受严重风灾，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上海潮州会馆接汕头求援电，当即先汇5000元，并成立由郭子彬为主任的风灾筹赈办事处，先后筹集资金6万元。

郭子彬晚年回乡，仍不遗余力出资建田心桥、溪西雨亭和新桥北山亭，改造铜盂分别至神仙里、峡山、深岭3段泥土路为贝灰三合土道路，独资维持峡山宏济善堂，施赠棺木，施医赠药，资助峡山育婴堂经费......

1932年，郭子彬因病在家乡逝世，终年72岁。这位从铜钵盂走出来的近代潮商翘楚，为富有义，好善乐施，是今天潮商的楷模，后人也不会忘记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