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益，广东潮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第一书记，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译者，2003年9月13日在京逝世，享年90岁。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慰问。梅益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一、二、三、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五届委员。

梅益同志革命工作经历丰富，从早期从事党的地下办报工作到主持新四军华东根据地江淮大学，从担任梅园新村的中共发言人到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从主持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到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初期的工作，从主持编撰新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到开拓中国百科全书事业的国际合作，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勤奋工作、鞠躬尽瘁，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工作经验和精神财富。其中，在战争年代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代表的一系列翻译作品，对塑造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境界和奋斗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

梅益原名陈少卿，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由于潮汕地区很早已有革命活动，他少年时期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他自幼勤奋好学，1931年经友人介绍来到北平，在中国大学做旁听生。在这期间，他结识了林仰山（即林林）、陈伯达、齐燕铭、唐守愚等一批我党在北平开展活动的文化人，于1934年正式批准参加了北平的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底，按照组织安排转到上海，参加上海“左联”和文化界救国会工作，开始任“左联”机关刊物《每周文学》编委，同时独自编辑《文化导报》。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9日，由夏衍和梅益负责的《译报》在法租界创刊，这是卢沟桥事变后我党在沦陷区出的第一份报纸，主要内容是介绍全国抗战的进展情况和上海附近的战事消息。该报陆续刊登过《毛泽东对英记者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为保卫和平与自由而战》、《中国如何才能战胜日本》等文章，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观，介绍我党领导的陕北边区的经济、文化生活，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和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和声讨。《译报》问世后十分畅销，印数从几千份一直发展到1万份，但只出了12期就被迫停刊。

其后，由梅益负责筹备，一份以洋商为发行人做掩护的报纸《每日译报》于1938年1月21日正式创刊。《每日译报》广泛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妥协，抨击日军侵华暴行和汉奸的投降活动。它经常登载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如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的《论持久战》演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作的《论抗战新阶段与侵略者新政策》讲演等。这份报纸日销量达3万份以上，其中一些政论文风犀利，多半出自梅益手笔。他的出色工作受到当时中央负责同志的充分肯定，周恩来曾说：“上海的新闻出版工作搞得活跃，对香港、内地都有影响，应当加以表扬。”

1939年，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示各个解放区、部队，注意吸收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到解放区来办各种事业，以便更好地打开根据地的局面。1941年，刘少奇在离开华中解放区前曾向中央建议：在新四军地区创办大学，吸收上海的大学生和教授到新四军地区来。对此，江苏省委曾专门讨论了如何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并与新四军军部商议拟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决定由时任省委委员沙文汉和省文委书记梅益筹办这项工作。经华中局领导饶漱石和新四军陈毅军长商定：将学校设在淮南，陈毅为大学题名“江淮大学”。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淮北仁和集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梅益任新四军江淮大学党委书记。一批不甘心受敌人铁蹄践踏的爱国青年，离开温暖的家庭，冲破重重封锁，来到了江淮大学。梅益作为学校创办人之一，大家称他梅老师。他知识渊博，底蕴深厚，待人谦和，诲人不倦。他非常了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特点，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话，找他谈心，很快成为同学们革命道路上的启蒙老师。梅益在主持江淮大学工作期间，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以新四军代表名义，针对当时担任南通学院代校长的郑瑜不甘于屈从向汪伪教育部登记而蒙受恶名的心理，对郑瑜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邀请郑瑜到根据地参观访问，促使郑瑜把学校迁到了淮南天长县。1942年11月，南通学院正式开学，梅益同志担任学院党的领导工作。在梅益同志的领导下，江淮大学和南通学院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不少骨干力量，许多学生后来为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梅益在北平旁听学习期间，凭着锲而不舍的坚定毅力，借助一本英汉词典，掌握了英文阅读能力。从1934年开始，他在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庸报》、上海的《申报》发表的一些文章就包括了译文。如果说当时翻译文章包括了赚取微薄稿费的生活之需，那么在上海主持《译报》、《每日译报》等报纸的工作，则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传播了来自国际社会反法西斯斗争的信息。梅益在主持办报工作期间，不仅亲自翻译了史沫特莱《红军在前进》等文章，而且紧密围绕抗日战争的主题，翻译了《对马》、《尼赫鲁自传》、《列强军备论》等著述。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已经成为动员中国人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通过外国记者的观察和笔触认识中共、认识延安，成为传播中共抗日观、民族观和国家观的重要渠道，梅益和其他同志共同翻译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夫人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为此提供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传播效果。特别是梅益在艰难困苦的地下斗争中，承担了党组织交付的翻译任务，历经差不多两年时间，翻译完成了苏联著名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保尔精神”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动力。

梅益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过程，也是他人生中最黑暗、最寒冷的阶段。1941年冬日军进入租界，形势极为险恶。在预防搜捕时，梅益在通知其他同志时，病重在家的妻子为了销毁文件而引起心脏病恶化，不治故去。接踵而至的是他的小儿子又被疾病夺去生命，万般无奈下，梅益将年仅四岁的大儿子送到一家育婴堂。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个月后，当他去看望孩子时，竟被告知孩子已经死亡。原本和美、温暖的一家四口，倏然之间就剩下他一个人。但他没有因此倒下，而是强忍着巨大悲痛，义无反顾，继续前行。国仇家恨，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全身心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以实际行动回答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初版/木刻插图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二版

（下面三幅图为内文版式）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6月底，组织上调梅益到南京梅园新村，接替范长江同志，担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即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并担任中共代表团发言人。这时他的工作很繁重，每天要向周恩来、董必武请示对外谈话的口径和注意事项，了解国共谈判的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这时他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新闻界通报传达国共谈判和战场上的情况，向各路记者解读中共的政策和对时局的看法，通过各种媒体提出的问题分析国内形势动态，担负解救与保护一些革命者和党外民主人士等。由于国共和谈破裂，1947年3月，他随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

在延安，梅益在新华通讯社任编委、副总编辑，分管口语广播。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后，新华社先后转移到瓦窑堡（后改为子长县）、太行山区的涉县和河北省平山县，他继续负责分管口语广播工作，宣传报道解放战争的情况。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梅益于2月随新华总社进入北平。他担任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即现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第一部长，兼北平人民广播电台管理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在天安门城楼现场主持了实况广播工作。同月，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命他为副局长。从1952年起，他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他为发展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创造性地做了大量艰巨复杂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1951年制定规划，到1952年底就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建立了自己的广播电台。在搞好对内广播宣传工作的同时，他积极筹建对外广播电台。“一五”期间在北京建成第一座大功率的短波对外发射中心。“二五”期间先后在西北、西南、北京地区建立三座对外广播发射中心，使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能够听到中国的广播。同时，按照中央“发展农村广播”的要求，从1955年到1965年底，有线广播网在我国农村基本达到普及。

1954、1956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先后指示：中国要办电视台。梅益亲自参加、精心策划，带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科研人员和广播器材厂的技术工人与清华大学专家们合作，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不断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部1000千瓦功率的黑白图像发射机和一套接收系统，并于1958年5月1日正式建台试播，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1959年10月1日，电视台完美地录播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实况，受到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与赞扬。

梅益在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期间，对广播电视的对外交流十分重视，并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担任过“国际广播电视组织”的年度主席、副主席等职务，为国际间的广播文化交流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打开了我国电视新闻通往国外的渠道。梅益还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到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进行考察，帮助三国建立或扩建广播电视台，受到三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和当地人民的称赞。

梅益将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全都毫无保留地投入了广播电视事业，其贡献之大有目共睹。“文化大革命”期间，梅益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身体遭受严重折磨与摧残。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顾问。其与广播、电视工作有关的论述、报告、讲话和书信等均编入《梅益谈广播电视》一书。

1977年11月，梅益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科研组织工作，1978年正式任命他为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主管科研组织、科研规划两个局的工作。社科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十年动乱”中是重灾区，各项事业被严重破坏，许多研究工作长期处于停顿状态。胡乔木同志任院长后，只争朝夕想尽快把科研工作恢复起来，他亲自草拟了100个研究课题，要梅益协助他制定社会科学规划。为了把这项工作抓好、抓实，梅益除在院内深入调研，还奉命带领院内各学科著名学者分三批访问了美国、法国、日本，除签订了一系列交流协定外，还深入考察了这几个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在可比的方面认真找差距。回国后向院领导汇报并和广大专家学者、部门领导座谈，商量如何结合本院的实际制定发展规划。

那时社科规划不仅包括院内，还涉及各地方、中央各部门、各大专院校，他具体负责在北京和外地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请各方面领导和全国各重要学科“顶尖”级专家座谈规划，并由院里整理出《规划与建议》简报上送下发，交流情况。经过多方努力，形成了一份由中央批发的中短期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扩大，哲学社会科学出现欣欣向荣局面，对改革开放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梅益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乔木、邓力群转到中央工作，社科院的重担主要落到梅益肩上。他先后担任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副院长和秘书长，改变领导体制后他任党组第一书记兼秘书长。他主持院的工作，十分重视党的基本建设。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复强调院所要把端正政治方向、理论方向放在首位，时刻关心社会上思想文化界的“左”、右思潮，引导大家划清界限，保持清醒头脑，联系社科院的实际，特别强调消除“文革”中的派性，巩固和发展院内安定团结局面，为科研创造良好环境。他很重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强调党员要讲党性锻炼，科研人员要重视学风建设，摆正个人与组织关系，正确处理工作与科研、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落实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妥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为受冲击的老专家恢复名誉、解除精神枷锁，使他们彻底放下思想包袱投身学术研究工作。他强调在科研工作中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学术自由，鼓励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研究新问题，要求排除一切干扰，保证科研人员能把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用于科研。他非常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他离开，社科院共发展党员800多名，他亲自介绍了吕叔湘先生入党，著名哲学家贺麟也是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入党的夙愿，在院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社科院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快，人员从“文革”前的1000多人一下增加到5000多人、几十个研究所。他以丰富的管理经验，结合全院整党中的整改，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方案，在全院试行课题研究负责制，对专业人员和行政管理干部实行聘任制，对工人实行合同制。在严以律己的同时，他亲自处理和解决各单位的实际困难，现场办公、协调矛盾，以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梅益在社科院前后工作近十年，竭心尽智、呕心沥血，带着年老病残之身全天候、满负荷地工作。他求真务实、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勤奋忘我的精神与作风，在全院上下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受到全院同志的崇敬与爱戴。

梅益（中坐者）与中国社科院院副院长李慎明（右二）等合影

1986年初，梅益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后兼任社长。同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工作，到1996年离任。这10年正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出版的高峰和完成时期，也是策划《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的时期。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全身心地投入到百科全书的编纂发行事业之中，带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全体职工共同铸造了中华文化的丰碑——浩浩74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他还主持编辑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简明中华百科全书》等几十种大型工具书，领导出版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丛书，其中有多部大型工具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等国家大奖。1997年他荣获第五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在此期间，出版社又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合作，编译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梅益亲自制定合作的方针政策，审阅稿件、文件、资料，并经常主动听取意见。他虽然已届高龄且有病在身，仍不辞辛劳，几次去国外参加会议。该书中文版的出版为我国百科全书事业开展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梅益同志知识渊博，勤于思考，善于概括，是一位特别勤勉的老人。无论是文章、报告，还是工作总结，从来都是亲自动手撰写。他撰写的《中国学术界的一次检阅——写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齐之时》、《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编辑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设想》、《再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编辑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已成为中国综合性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重要之作。在1996年担任第二版顾问以后直至逝世，他每两三个月都要听一次关于第二版工作的汇报。梅益同志把整个晚年献给了中国的百科全书事业。

梅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学习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无怨无悔的人生，诠释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品德与理想境界；他用忠贞不渝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继承与发扬。他在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将会永远铭记他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