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爆发81周年的日子。1937年的这一天，“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在那些烽火岁月中，抗战队伍里不乏潮汕人的踪影。我国著名革命家、外交家柯华就是其中之一。

柯华原名林德常，1915年12月出生于广东普宁。他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参加革命后又先后在延安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任西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51年后历任西安市委副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后先后担任外交部礼宾司（首任）、亚非司、非洲司、亚洲司司长，中国驻几内亚、加纳、菲律宾、英国大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3年，由柯华口述的《新中国外交耆宿柯华95岁述怀》一书出版。在书中的结语部分，曾经四任驻外大使，三任外交部司长，有幸亲眼目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的柯华这样说——

“虽说我不是大时代的大人物，但我毕竟见证过一个伟大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经历的时代正渐行渐远，可是我明白关于我所处的时代的记忆只会愈来愈清晰，而我的叙述也就是对一个伟大时代记忆的一次私人化标注。”

1915年，柯华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鲤湖镇一个贫困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六七口人挤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黑暗小屋里。他父亲后来到马来西亚槟榔屿打工，二次世界大战中橡胶价格飞涨，父亲也发了些财，在家乡和他的两个兄弟合作盖了一座“四点金”，家中的生活也宽裕了。笃信佛教的母亲常做些修桥、补路、救济穷人的善举，这些给了柯华不小的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正在读初中的柯华与愤怒的同学们一起到旧政府请愿。这是柯华第一次参加革命行动。行动的结果便是10个同学被开除。柯华因为学习成绩好，没有被开除，但是他自己退学了。一年后，他转到厦门大学附中就读。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腐败，人民生活的痛苦，再加上当时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他读了大量进步的小说)，柯华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科学才能救国。他决定学医，以医术来帮助穷人。1935年，他如愿考进了燕京大学医预系。

1935年，北平学生发动了驰名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正在燕京大学就读的柯华，加入进步学生的示威队伍，一起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向着新华门进发。当时在柯华心中，抗日是第一位的，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抗战。马占山在察哈尔打日本鬼子的消息传来，柯华立即致信慰问。傅作义在绥远抗战时，柯华和几个同学参加了陈波儿、崔嵬的剧团到归绥、百灵庙慰劳抗日官兵。

大学里，柯华阅读了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在图书馆，他啃读完英文版的《资本论》。他还听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于是，他开始设法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了解苏维埃。对各种抗日活动，柯华都积极参加。

柯华夫妇与两个儿女在延安留影

柯华十分向往延安。1937年4月，他终于有机会参加一个由10名大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秘密访问延安。柯华记得，当时自己穿了一身漂亮的航空皮服，扮成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姑娘们则穿金戴银扮成阔小姐，他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穿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这是第一个从白区到延安参观学习的大学生代表团，受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极其热烈的欢迎。除周恩来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外，毛主席、朱总司令、董必武、林伯渠、博古……几乎当时在延安的所有党的领导人和军事将领都接见了他们。毛主席先后两次接见他们，并对“一二·九”运动给予高度评价。

柯华（前排左二）与民主同盟中央主席杨明轩（前排左三）等合影

毛主席的接见释解了学生们心中不少疑问，诸如抗日战争如何打法、能否取得胜利、国共如何合作抗日，等等。几天后，他们有幸参加延安活动分子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至此，学生们对抗战胜利已充满了信心。在他们即将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再次接见他们，并语重心长地嘱咐说，现在国共合作大致没有问题了，你们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北平去，共产党对北平学生寄予很大希望。北平是国民党前线，你们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影响很大。从最近形势来看，日本不久就要大规模进攻中国，希望你们能作为全国人民的表率，努力团结广大人民，迎接全民族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到来。

毛主席的两次接见，点亮了学生们心中的盏盏明灯。延安的民主生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如缕缕春风，吹开了学生们郁闷的心田，他们看到了民族和祖国的希望。多少年来，柯华从未忘记过在自己投身革命洪流之前，就有幸聆听毛主席教导的难忘经历，这在同辈人当中，应该算是一件最荣幸、最难忘的事了。

返回北平后，参观团在同学中奔走相告。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个月后，又有一个学生代表团赴延安参观学习。

抗战爆发后，800多名燕大学生有200多人投奔延安，加入了解放区的革命队伍。柯华最先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接见了他。面对这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22岁的大学生，首长喜不自胜，但首先关照他说：为了革命及家人的安全，建议他改名字。

柯华原来不姓柯，他原名叫林常德。柯华应道:“改一半行吗?”回答:“可以。”他从可字受到启发，随口说道，木加可做姓吧，至于名字就叫中华的华吧。陆定一拧着柯华的鼻子大声喊道:“柯——华!” “到!”柯华干脆地回应道。就这样，柯华的名字产生了，并一直沿用至今。而他家乡潮州的柯姓同乡会，竟然也心甘情愿地吸收他为荣誉会员。

1945年，日本投降时，柯华在延安西北局负责报纸的宣传工作。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国内战争。当时，柯华一直留守延安。胡宗南攻占延安时，柯华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两个人需要分两路撤离延安。妻子背着大孩子，肚里怀着小的，差不多每天夜里都要走几十里路。但柯华帮不上忙。

有一天，两支队伍相遇，柯华见到了妻子。妻子告诉他:“被子在胡宗南追赶中被丢掉了。”柯华只好把自己的被子拿过来，从中间剪成两半,一半给了妻子。有一次，我军消灭胡宗南的一个旅，在分战利品时，柯华没拿别的，只挑了一筒五磅重的美国奶粉。妻子没有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是靠这筒奶粉加小米汤养活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柯华先后任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及西安市委副书记。1952年8月，他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文化部第一副部长；1953年7月又调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4年，柯华被调到外交部，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1954年12月，柯华接到外交部打来的电话，告诉他立即赴京任礼宾司司长。他是新中国外交部最早的四位司长之一，其他三位是黄华、龚澎和龚普生。几天后，柯华穿着西安人常穿的羊皮大袄到外交部，差点被认为是走错了门的老乡。于是，柯华到礼宾司的第一件事就是被领着去做衣服。 做了司长的柯华才知道礼宾司原来是负责安排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及接待来访的国宾的。从此，他开始了与周总理的共事接触。 

有一次，柯华奉命去某国访问，预定第二天出发，当天夜里2点多钟，还在办公室准备有关资料的柯华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询问某个国家发生突然事变的情况。柯华没有思索便说：“我明天就要去某国访问，没有注意您所说的那个国家的情况。”周总理严肃地反问道：“你现在走了吗？”一句话问住了柯华。是的，自己还没有走，为什么就没有注意那个属于自己主管范围的国家的事变情况呢？他当即回答：“总理，我错了。请等半个小时，我向您汇报。” 

1956年1月，柯华在火车站迎接阿富汗驻中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阿卜杜尔•萨马德（右）

1960年，柯华被派往几内亚担任中国驻非洲国家的第一任大使。彼时中国的外交局面尚待打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在柯华去几内亚赴任前，周恩来亲自与他谈话叮嘱道：在我们的外交工作中，要彻底、干净地消灭任何大国沙文主义。要反帝国主义国家之道而行之，十分尊重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柯华深感肩负重担。他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开始在非洲开展工作。柯华学的是英语，但几内亚讲的是法语。为了工作，他持之以恒，每天坚持学一小时法语，几年下来，他已能够用法语作一般性的交谈。

20世纪60年代，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仅1960年就有16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中国建交。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欧亚非十四国后，新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更多了。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工作，1964年6月，西亚非洲司被一分为二，成立了非洲司和西亚北非司。刚刚从几内亚任满回国的柯华被任命为首任非洲司司长，他对非洲司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力。

1978年，柯华被派往英国，任驻英大使。柯华回忆说：“当时英女王派她的典礼官用一辆四轮马车接我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宝马雕鞍，马蹄声声，显赫庄严，充满皇家气派。然而，我却想起了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郭嵩焘。那是一次怎样的出使？郭嵩焘是专为‘谢罪’而去白金汉宫的。郭一向恃才自傲，对于当时红得发紫的曾国藩都不肯买账。但在国势衰败、朝廷孱弱的形势下，他只能被迫低下高贵的头，担当去伦敦‘谢罪’的屈辱使命。而现在，我高昂着头，坐在女王派来的贵宾车上，真正感觉到‘换了人间’的滋味。”

英女王派典礼官理查士（右一）接柯华坐专备马车去白金汉宫递交国书

任驻英大使期间，柯华很注重调查研究，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民俗等，凡有可借鉴的东西都报回国内。外交部的一位负责人说：柯华是驻外使节中第一位说目前“帝国主义还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人。

1982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内，柯华宴请撒切尔夫人， 在就宴前他们开始了香港问题的谈话。此次谈话，柯华了解了撒切尔夫人的基本意见：三个条约仍有效；不谈主权问题；香港至少应由英国继续管理30至50年。离开时，撒切尔夫人对柯华说：“希望还有机会跟您谈。”

1983年2月，柯华任满回国前夕，应伦敦、曼彻斯特、约克郡、新堡市等华人华侨的邀请，出席他们的欢送会。他在讲话中，反复申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星岛日报》大字标题为《中国大使柯华透露：中国领土不容分割，前途看重港人治港》。报道称：“柯氏透露，英国曾要求把统治香港的时间延长15年、30年，甚至50年，中国政府坚决拒绝。柯氏斩钉截铁地表示，1997年6月30日，英国政府就要离开香港，一天也不能延长。”

1997年6月30日，柯华随中央政府组织的香港回归观礼团经深圳到香港。7月1日零时零秒，英国国旗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区旗高高升起。有幸亲眼目睹香港失而复得的柯华百感交集，写下了《香港回归观礼随感》。此文后来在香港报纸发表，得到港人的高度赞同。2000年8月，香港《明报》曾连续发表4篇短评，称赞柯华的《随感》：“很有水平，很有针对性，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1983年，柯华回国，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告别了他的外交生涯。在近30年的外交工作中，柯华先后做过四任司长，担任过四国大使，经他谈判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四个。1988年，他被任命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5年离休。

作为潮汕人，柯华对家乡发展始终有一份牵挂，尽力为汕头特区发展牵针引线。汕头特区创办初期，成立了汕头特区顾问团，柯华就是顾问团的领导人，还担任了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当时每年他都会到汕头走走。当时特区的工作进展比较慢，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兔子和乌龟赛跑，乌龟最后也赢了。柯华对大家说，这是领导对当时汕头特区发展的一种鼓励，我们还是比别的特区慢，要加快才好。柯华认为，1.6平方公里的地方太小了，没有发展的空间，加上体制上的一些原因，汕头发展比其他几个特区慢。汕头发展要再大胆些、步伐再快些。而要加快，就必须解放思想、先行先试，以一种敢闯、敢于负责的胆魄去尝试。

柯华（左二）与庄世平（右一）在一起

招商引资工作是特区初创时期比较头疼的事情。时任香港的汕头特区顾问组负责人庄世平先生非常热心汕头的发展，他找到了柯华，希望他发挥在外“朋友多”的优势，引些“外资”来家乡投资。柯华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件事情。但他认为在国外时间久了，对国内情况不了解，而且认识的华侨不一定都是潮籍乡亲，如果要引资就一定要切合实际，不符合实际的建议不能“乱引”。后来，柯华充分发挥在北京工作的资源优势，尽可能为家乡发展牵线搭桥。比如，拓宽了飞机航道，解决了汕头机场航道狭小的问题；办了一些小工厂，在市中心建游泳池、设立普宁海关等等。

2014年12月，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一行前往北京医院祝贺柯华百岁华诞

柯华说，潮汕是著名的侨乡，有很好的投资条件，要加强同海外的联系，凝聚侨心，同时优化本地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海外潮人回乡投资兴办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