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新年的钟声敲醒了沉睡的香港，民众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庆气氛中，罗便臣道102号郑氏家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全家人欢欣愉悦，拍手相庆，在她之前，已经有了七个兄姊，她的到来，无疑又为这个大家庭锦上添花。她便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真菌学家郑儒永。

郑儒永的家乡成田镇上盐村，地处潮南区东南部，练江下游南岸，这里还诞生了“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清华大学教授郑国忠等名人

郑儒永的父亲郑铁如生于1897年，广东潮南人。早年入读上海梅溪学堂，后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1915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商科，此后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先后攻读货币、银行、会计和国际汇兑专业。1917年回国，曾任著名实业家张謇的秘书、北京大学讲师及教授等。1921年后，历任中国银行汕头支行行长、汉口分行副行长，1927年后转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1973年5月18日，郑铁如先生在香港逝世，终年86岁，周恩来总理发去唁电表示深切悼念，电文追述及赞扬了他为新中国作出的贡献。中央特派专机护送其骨灰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为港澳人士中第一人。

1960年周总理会见郑铁如（前排左二）等

郑儒永的家族，深究起来，可以上溯到南宋，被称作郑氏金浦系。该家族支脉深远，杰人辈出。郑儒永的母亲谢纫瑜，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出身江苏武进谢家，亦是名门闺秀。

郑儒永出生时，父亲位居香港中国银行经理，因此，她从小便衣食无忧，成长的环境充满了爱和阳光，养成了高雅娟秀的气质和温和善良的品格。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广州及邻近地区，之后南下至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却保留着战争之前双方抗衡的宁静。就在这个空隙里，6岁的郑儒永就读于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幼稚园，后升入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完了一至二年级。1941年12月，港督杨慕琦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当时总部设于九龙半岛酒店三楼的日军投降，从此揭开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香港沦陷。

年轻时期的郑儒永

沦陷后的香港，生灵涂炭，郑铁如因不愿与日本合作，被日军囚禁。郑儒永母亲携全家逃难至广西桂林，后又逃难到贵州贵阳和四川重庆。郑儒永就在这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间歇地读完了初中三年级。抗战胜利后，考入广州最好的女子学院——真光女子中学。为了不远离母亲，让父母安心，郑儒永放弃了一直心仪的清华大学，改考校址设在广州的岭南大学农学院，入学成绩为第一名。

在科系的选择上，郑儒永没有选择父亲的老本行——金融，而是选择了植物病理，这不单单是因为该系教授数量多、名望高，更多的是她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也正是这个选择，让她踏上了为之奉献一生的科学道路。

1953年，郑儒永大学毕业后，进入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成为中科院植病研究室研究实习员，师从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主任兼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戴芳澜教授。戴芳澜教授是我国著名真菌学家，是中国真菌学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创建人之一，他1913年结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1914~1919年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郑儒永与老师戴芳澜先生一起观察真菌

名师出高徒，此言甚是不虚。

此前，在岭南大学农学院(后改为华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系，郑儒永的老师有林孔湘、范怀忠和陆大京三位著名教授，工作之后，又有戴芳澜教授指导，加之她本人对科学的浓厚热爱和兴趣，科研水平日益精进。

可是，戴芳澜老师并未让她在科研上崭露头角，而是把她安排在标本室。这个标本室保存着从清华大学农学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几个单位整合而来的重要标本。因为每一个单位来的标本，包装不一样，有的是用盒子装，有的用口袋装，有的大，有的小，为了便于科研，要进行统一。郑儒永的工作就是给这些重要标本打标签、贴标签、重新包装。为了把中央研究院的标本集中到北京，她还与一女同志赴南京农学院，把存放在那里的真菌标本拣出装箱运回。

听上去，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实际上，这也是一项简单的工作。

刚刚毕业的时候，郑儒永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可是她为了能够陪在父母身边，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报效祖国，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可是，未曾想，等待她的科学研究，竟然是每天陪伴标本的重复而又简单的工作。

郑儒永没有一丝一毫后悔，也没有一丝一毫哀怨。相反地，她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份标本的整理鉴定工作。那时候没有中文打字机，每一份标本都要手写，然后自己设计标本的包装，给它们穿上同样的衣服，一点一点规整，一点一点完成。

就这样，郑儒永在标本室整整待了四年。如今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标本馆里，还保存着郑儒永当年手写的很多标本标签，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和科研资料。

郑儒永院士荣获中国科学院“巾帼建功”先进个人(2008年）

郑儒永回忆起这默默无闻、潜心研究的四年，脸上常常带着幸福又平和的笑容。她说：我的工作主要是整理从各单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万个真菌标本以及处理全室与课题外群众的书信往来，在别人眼中，这是最单调，最“低级”的工作，而恰恰是这份工作，让我有了更多“充电”机会。

这是心思沉静的四年，这是扎实积淀的四年。在这四年里，郑儒永在科研这片沃土里，扎下了很深很深的根，外人也许看不到她的成长，但是当破土而出的那一天，便是厚积薄发的开始。有了这深厚的积淀，她能够比别人走得更远，也有更加充沛的动力，攀登上别人不可企及的科学高峰。

戴芳澜老师培养学生自有一套，他不教学生解决研究课题的具体问题，而是要求学生看大量的文献，跟课题没有关系的文献也要看，不断给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要求学生对学科的认识要广。郑儒永院士回忆：戴先生要求我们每个礼拜到他的家里，轮流作报告，作读书报告，就是让我们看很多文献，他也不告诉你要看什么，只给你一个题目，你自己去查文献，自己综合来讲，因为我学的文字多，别人没像我学那么多文字，我德文、法文、拉丁文、日文，什么文字都学了很多，所以能看的文献的范围就大。不过我也帮别人，别人不能看，我就整天给他翻来让他看，所以我跟我的同门师兄弟关系也都很好……戴先生不仅对科学研究非常严谨，对自己手下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也严格要求，他指导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启发式，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贯通。因此，他培养的科研人员都能独立思考并完成工作。戴先生的严厉在学生中名气已久，这使很多学生都对他心有畏惧。

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加上自我不断用功苦读，郑儒永的学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四年沉寂之后，郑儒永被聘任为中科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兼真菌室业务秘书，并且在从“幕后”转到“前台”之后，短时间内就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植物病害与真菌标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邮递》，随后，又与王云章、陆定安、姜广正、余茂效合译A.H.拉依洛原著《镰刀菌》，与戴芳澜、相望年合编《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此两本书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年轻的郑儒永泛舟湖上

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郑儒永跟随应用真菌学研究所进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为微生物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从此，她便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辛勤工作，五十多年，从未离开。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郑儒永未放松学习和科研，她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日语，在戴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毛霉目的分类》和《中国小煤真菌科的分类》的部分编写工作，同时将英文版《中国的真菌》全部翻译成中文。1964年，33岁的郑儒永开始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关毛霉目的研究论文，即便不断参加绿化、卫生劳动队，参加“四清”运动、到安徽支农，都没能打乱她发表论文的节奏。1973年，戴芳澜先生病逝，郑儒永在极其悲痛之余，用一己之力，担起整理戴先生遗著的重任。她认真梳理毛霉目的相关资料，严格核查，将中国毛霉目已知种类总结到戴芳澜所写的英文版《中国真菌总汇》内。在五七干校时，郑儒永依然坚持每天阅读文献，编写了《真菌名词与名称》半数以上的名词条目并审订了全部名词条目。她用女性特有的认真细致和执着坚忍，为我国真菌分类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7年，郑儒永关于白粉菌属(Erysiphe)的研究结出累累硕果，接连发表多篇重量级研究论文，并于第二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的组长，赴阿尔及利亚讲学和帮助建立微生物实验室。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郑儒永在白粉菌属的研究方面累计发表了十几篇重要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粉菌各个属的分类研究中，从种的界限的确定、命名法规的处理以及有关订正研究中，郑儒永均起到重要作用。她对过去国内有关本属白粉菌的标本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鉴定订正，最后确定白粉菌属真菌，在我国33科103属226种和变种的寄主植物上共有52种和5变种，其中新种22个，新变种4个，新组合5个。著名真菌学家O. Eriksson主编的Systema Ascomycetum是反映子囊菌分类系统的一种重要刊物。他在1983年访华时看到了郑儒永后来在1985年的Mycotaxon上发表的《白粉菌的属》一文的底稿时，立即要采用作为Systema Ascomycetum上白粉菌的分类系统并沿用到现在。十多年来，发表有不少重要的白粉菌著作，包括U. Braun在1987年出版的白粉菌世界性专著在内，但是Systema Ascomycetum始终采用郑儒永的系统不变。

1978年作为“中阿文化交流协定项目”组长赴阿尔及利亚，左二为郑儒永

郑儒永对待科学研究尤其精益求精，她思路开阔，善于独立思考，不畏挑战权威，从而在研究领域取得累累硕果。1985年，郑儒永提出的白粉菌科属级分类系统，澄清和订正了许多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保持了多年的国际领先地位;1987年与同事合作并主编完成了中国第一本完全经过直接研究写成的真菌志——《中国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国际著名专家的广泛赞誉。

时至今日，郑儒永关于白粉菌科的属级分类系统，仍保持国际领先水平。

作为一个出身大家族的名门闺秀，郑儒永身上丝毫没有富家小姐的娇弱之气，面对科研，她不怕困难，坚忍不拔，敢于挑战。她曾经这样说过：“哪个行业都有各自的困难，也各有各的乐趣，你只要有兴趣，就不会觉得困难。我觉得，如果你做那些一点没有困难的工作，那才叫淡而无味。我就愿意挑难一点的工作做。因为有难点，你才有东西去解决，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

在实际工作中，郑儒永经常要到偏远的山村和林区去采集真菌标本，所有的行李都是自己双肩挑，经常在雨后的田间小路上滑倒摔伤。在野外，她也经常风餐露宿，吃野菜，吃野蘑菇。郑儒永总是和大家一起奔波劳苦，从不落后。她说：“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女同志，就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科研工作者，最不应该害怕的，就是吃苦，最应该习惯的，就是吃苦。”

2016年1月，郑儒永院士刚刚度过了她85岁的寿诞，在耄耋之年，她仍然没有丝毫懈怠，一如往常地每天上班，步履蹒跚地走过车流熙攘的马路，来到实验室，在显微镜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因为长期使用显微镜的缘故，很久很久以前，郑院士的腰部就受到了损伤，不能久坐，而真菌标本的观察和鉴定又需要在显微镜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因此，郑院士只能站在架高的显微镜前，这一站就是十几年。

郑儒永院士在显微镜旁工作

“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请允许我们把纪伯伦的这句话，献给为中国真菌学奉献一生的郑儒永先生，她站在显微镜前瘦弱的身姿，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画面。

腰杆很硬

郑儒永先生毕生致力于真菌分类系统的合理化与完善，其多项科研成果，曾获得中科院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和自然科学奖。她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硕果累累，在真菌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她最离不开的就是显微镜。

郑儒永先生有一台很古老的显微镜，这台显微镜伴随了她十几年，她每天陪伴显微镜的时间甚至超过了陪伴她的老伴黄河研究员。

可是，也正是在显微镜前忘我的工作，使得郑儒永院士患上了骨质疏松和腰椎半滑脱症。2004年，她的脊柱被“钉上”了两根钢柱和9颗钢钉，医生告诉她：每天只能坐一小时，其余时间只能站着或者躺着。有学生打趣道，郑院士的腰杆现在是最硬的了!

正因为如此，郑先生基本无法坐着工作，从那时起，她老人家垫高了自己的办公桌和实验台，每天站立八个多小时，无论是观察显微镜还是撰写论文，无论是手绘真菌图谱还是查阅文献，都是站立完成。这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如果不是对工作特别热爱，如果没有超越常人的执着与坚持，很难想象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正是这种执着和坚持，才能让她持续不断地获得崭新的研究成果，获得所有人的敬佩和爱戴。

郑儒永院士在人民医院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期间，结识了几位人民医院的医生。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免费给西部贫困地区腰椎间盘疾病患者做手术，郑儒永被他们的职业精神所打动，一次性捐款10万元。十多年前，这对只拿工资的郑儒永而言，绝不是一笔小数目。当周围同事对她的慷慨大方表示惊叹时，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数还是拿得起。”

年轻时的郑儒永

爱好很多

郑儒永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科学家，她除了在科研上成绩斐然，在其他方面也有很突出的“成绩”。

郑儒永先生爱好设计，起初，她最想读的专业是清华大学的营建系，学习建筑物的外形设计和绘制。后来报考岭南农学院时，她最开始选择的专业就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园艺设计。据郑先生的老伴黄河研究员介绍，郑先生的设计才能非常突出，她常常看到一个很好的设计之后，能过目不忘，在自己脑海中形成新的思路和创意。目前郑先生的居所，就是她自己亲自设计的，经常有人到她家学习取经，还拍照作为装修居室的参考。

除了设计之外，郑儒永先生还爱好编织毛衣，织出的很多花样都是自己设计的，身上穿的好多衣服也都是自己设计和剪裁的。各式各样的编织手法，她看过一遍就能过目不忘，并因此免费给同事们开过一个“技术指导班”。郑先生身边的朋友，有很多都穿过她织的毛衣或剪裁缝制的衣服。例如微生物所张树政院士很喜欢的一件紫红色的毛衣，就是郑儒永先生送给她的，在很多重要场合，张院士都拿来穿一穿。

绘画也是郑儒永先生的爱好之一。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档案室里至今保存着郑先生手绘的真菌图谱，每个细节、每根线条都能做到精益求精，每一个菌株在她的笔下都变得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发表论文时，我们要画很多真菌的形态线条图。我的文章很容易通过审稿，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图画得很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这点天分对工作也是有帮助的。”说起这些，郑先生脸上浮现出孩童般天真的笑意。

此外，郑院士对音乐也很有兴趣，年轻时她学过很多年的钢琴，也很爱听音乐。工作后她因时间关系早已不再弹钢琴，只有周末或假期还能偶尔听听音乐，但是这份爱好却始终没有改变。

但是，为了全心全意搞好科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多才多艺的郑儒永还是放弃了很多爱好和天赋。“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做科研是很花时间的，必须全力以赴。我早就没有工夫管那些个人爱好了。”郑儒永说。

就这样，绘画、音乐等在她的生活中渐渐隐退，让位于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

生活朴素

郑儒永先生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父亲是著名的银行家、金融家，从小家庭条件优渥，可是她丝毫没有富家大小姐那种娇惯之气，反而生活朴素平淡，执心恬静。郑儒永说：我父亲廉洁得不得了，也“迂腐”得不得了。我可能遗传了他的这些特点吧。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里，郑儒永都非常节俭，在保证做好科研的前提下，绝不多花国家一分钱。此外，身为院士，“功成名就”的郑儒永从没有在任何地方兼职，从不拿工资以外的报酬。“遇到不能推脱的请求时，我会帮助他们，不过这些都是白干的，不会收任何报酬。”郑儒永清廉的品质、淡泊名利的态度和朴素简单的处世原则令人肃然起敬，难怪有人赞她是“纯粹的科学家”。

来源：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文/纪海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