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从一个放牛娃到南洋首富的传奇故事。他创建的张裕葡萄酒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一举夺得四项金奖；他比同时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官更大（胡雪岩为二品大员，张弼士则是一品顶戴）；他拥有财产8000多万两白银，比 当时清廷的年财政收入还多1000万两。可见，张弼士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曾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张弼士故居“蓝屋”，如今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慕名而来，感受这位当年官至清朝一品大员的南洋首富的传奇人生。

张弼士本名张振勋，“弼士”是他的字。他生于广东潮州府大埔县（现梅州市大埔县)，属于广义上的“潮州客家商人”。.他的一生，是19世纪末华人亦官亦商、权力与财富相结合的一个典型。在中国国势衰落的晚清时期，率先回国投资兴办民族工业，揭开了海外华人实业救国的序幕。

张弼士的父亲张兰轩是清朝道光初年的秀才，在乡村当塾师。因家境贫困，张弼士只随父读过三年书，13岁就辍学到姐夫家放牛，后来从师操习竹篾工。

1858年，17岁的张弼士告别父母和妻子，只身奔赴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做苦工，三年期满后到一家福建华侨开的纸行当店员。他工作认真勤恳，深得老板信任。不到两年，老板将独女许配给张弼士作偏房。岳父病逝后，张弼士继承岳父家遗产。

张弼士看到当时巴达维亚外国人逐渐增多，对高档酒类的需求很大，但在巴达维亚还少有这类商品。他敏感地捕捉住这一天赐良机，开设了一家专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商行开业后，外国人看到张弼士所经营的都是从欧洲进口的原装葡萄酒，价钱也适中，便纷纷前来购买，生意很快发展起来。

张弼士是个有心人，善于交际，在接待外国顾客时及时了解国外的情况，还结交了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并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得到过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中标。与此同时，他还承办新加坡的典当业务，这是成本低廉、利润丰厚的生意。

因为熟悉进出口和税收业务，向荷兰殖民政府要求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还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张弼士很快变成巴达维亚的大富商。

当时，荷兰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发现欧洲市场大量需要印尼特色产品，便大力投资种植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先后创建了苏门答腊亚齐垦殖公司、裕业垦殖公司、笠旺垦殖公司等，雇工达数万人，产品畅销欧洲。

张弼士从小就听过惠州和嘉应州客家人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开锡矿的许多传奇故事，前往马来西亚实地考察后，张弼士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开设东兴公司，采用欧洲先进的机械开采锡矿。当时正逢欧洲工业化革命后，需要大量的锡做罐头食品，张弼士的锡矿出口额大增，价格翻番，利润丰厚。

张弼士又注意到，许多从中国来印尼淘金者，需要把钱汇回国内的家人。他又抓住这一商机，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并在马来亚槟城开办了万裕兴垦殖公司，组建了万裕兴总公司，便于应接各埠支店汇兑财货。

张弼士还把目光注视到房地产方面。那时，许多华侨、华人在种植和经营矿业等方面发达起来，其他欧洲来印尼淘金的人也赚了不少钱。尤其是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懂得享受，但当时印尼还比较落后，一般城市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等。张弼士看到了这一潜在的市场，首先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大兴土木，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一个高潮。

接着，张弼士又建立了一个联系海内外药材的批发网络，从印尼批发到中国和欧洲的名贵药材，以及从中国和欧洲运到印尼的名贵药材及西药等，均经过张弼士的药行批销。他还扩展经营药材业，分别在新加坡、雅加达、香港和广州等地开设大量的药行。当时，张弼士几乎垄断和沟通了海内外的药材市场。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所经营的企业几乎涉及印尼、马来亚经济命脉的矿产、银行、房地产、航运、药业等许多重要行业，构建起庞大的商业王国，获得了巨额利润。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资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朝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还多1000万两；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以上，成为当时华人世界无可匹敌的富翁。

1915年5年月26日，美国国务卿勃拉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前排左二）、驻美公使夏偕复（前排左四）与张弼士（前排左三）率领的中华游美实业团在白宫留影，美国商部总长雷狄非君Redfield（二排左四）

19世纪90年代，张弼士在国内和南洋的事业如日中天，富甲一方。英、荷殖民当局看中他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曾多次给他封官赐爵，都被他婉拒。他慷慨激昂地说：“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

1898年，张弼士从新加坡乘船去香港，打算搭乘德国轮船。出人意料的是，这家德国轮船的头等舱只卖给他的德籍家庭医生，张弼士和属下由于是华人，只能坐统舱。张弼士勃然大怒，当即把船票撕个粉碎。此事对张弼士触动很大，更使他下定决心要振兴民族工业，使祖国早日富强。

不久，张弼士就创办了“裕昌”和“广福”两个远洋轮船公司，而他们的航线正是德国远洋航运的航线。不仅如此，轮船设备、规格待遇等也和德国公司的完全相同，只是票价减半。这场价格战令德国轮船公司损失惨重，不得不道歉并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

据史料验证，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他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更是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1890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当他听到法国领事感叹“这酒如果用烟台所产之葡萄酿造，质量也毫不逊色”，“曾听法国官兵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之后，大为震惊，遂产生了在山东烟台建葡萄酒厂的念头。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当即决定投资设厂。1892年，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在烟台建立。1894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开辟两座占地千亩的荒山，栽植从欧洲引进的12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建造闻名中外的地下大酒窖，重金聘请欧洲一流酿酒师，建立了我国最早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期间，中国政府组织中国商业报聘团赴美，张弼士任团长，黄炎培任秘书。图为张弼士与团员们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张弼士）

经过多年辛勤耕耘，“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功。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巴拿马国际商品赛会(即世博会)，张裕产的4种葡萄酒(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如上图）。这是中华民族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题词“品重醴泉”，以示嘉勉。

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的动机，看似源于一个偶然听到的故事，实为他爱国情怀之杰作。

在张弼士的财富史上，政治是两个无法剥离的文字。这位在面见慈禧太后时都享有免跪特权的传奇商人，在他大半辈子的经商生涯中，也一直游离于政治的边缘，成为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

张裕公司曾得到清朝大臣李鸿章关照，广东大埔县张弼士故居的“光禄第”三个字由李鸿章书写

1892年，张弼士经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举荐，被任命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从此，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1894年，张弼士升任新加坡总领事，在任期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多方维护华侨利益。1897年，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嗣后，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太仆寺正卿，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督办铁路大臣等职。

张弼士投资兴办的粤汉铁路

张弼士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除了与他对政治一直保持最清醒的认识有关外，也与他热心公益的慈善意识密不可分。

张弼士任海外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时，曾捐资8万元创办槟城中学学校，又在新加坡倡办应新学校。他还给香港大学堂捐款10万元。辛亥革命后，他捐助福建民军7万元，又在汕头购置房屋数十所创办“育善堂”，专为当民及嘉应五属学生办福利。晚年还遗言捐助广州中山中学和岭南大学修建校舍。现在中山大学有一座“张弼士楼”即为其后裔遵嘱捐建。

中山大学“张弼士楼”，现为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1916年，张弼士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不顾年迈体弱，前往南洋四处接洽。当年9月，在印尼巴城病逝，享年76岁。张弼士临终遗言：“死葬家乡。”当他的灵枢自巴城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