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人以经商而闻名。潮汕人的商业精神源远流长，早在唐朝时期，他们就已经开始广泛经营海外贸易。

经商是潮汕人的传统产业，世代相传，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

潮汕人的经商厉害有很多原因。首先，他们拥有丰富的商业经验和精湛的技能，能够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游刃有余，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其次，潮汕人注重商业信用，一旦承诺，必定认真履行，这种信誉度极高的商业行为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忠诚。再次，潮汕人勇于创新，敢于尝试新的商业模式，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让他们在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潮汕人经商厉害的表现在各个方面。他们擅长开设小而精致的店铺，以小本经营为主，通过精心的营销和服务，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另外，潮汕人也善于找到市场空缺，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并在市场上迅速建立了起来。此外，他们注重建立商业网络，通过亲戚朋友和同乡的力量，拓展了商业渠道，打造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就像在江浙一带，富饶的江浙腹地孕育了上海得天独厚的基础，当终日终日浪奔浪流的上海滩被海洋文明冲破了旧有束缚，便似大江一发不收，迅速成为各路人杰汇聚的远东第一都会，于华人世界独领风骚。“海派”辉煌的军功章上，起码应有广东人的一半——说到海洋文明，广东人才是中国最早吃螃蟹的人。

老广们像下南洋、下西洋一样，来到了上海，并在此生根发芽、根深叶茂。

多少改变上海、中国乃至华人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事，皆出自这群飘洋过海来此的广东移民及其后裔。这些上海地面上的“广东制造”，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说起来广东人给了上海第一桶金，是通过“买买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只有广州这一处通商口岸。

等到上海开埠之后，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但是，广帮商人并没有就此沉寂，他们中原先与外商有种种联系的买办、通事等人，同外商一起转移到了上海。像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招商局等洋务派官商，几乎都是由广帮商人，尤其是香山县（今中山市）的买办商人支撑的。直到20世纪，宁波商帮崛起，可以和广帮分庭抗礼了，但买办行当依然“半皆粤人为之”。

而解放后，有个行业同样一度“半皆粤人为之”，这就是中学英语老师。“我外公就是！”赵琇从小长在广东人聚居的虹口区海宁路和塘沽路，她告诉GEO，“我们只知道他当了半辈子‘园丁’，文革时蛮苦的。他也只给我们看过年轻时广州洋学校的文凭，鼓励我们好好读书。却从不给我们讲当年怎么来上海以及来做什么。”但他那口漂亮的伦敦音和标准的花体字，以及但凡见人都会西装革履的做派，孙辈们也可以猜到一二。

在海派商业文化拓展中，广东人特别是中山人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四大公司的传奇。先施公司1917年开张。然后是永安百货公司（1918年）、新新公司（1926年），大新公司是1930年开张。

四家公司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的南京路上，前后相差不到200米，无论地段还是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洋人的百货公司。而那时上海广东人的胃口更是“吞吐”世界。仅就一张永安公司1935年的货单上显示：英国的毛织品，日本的人造纤维，德国的五金，法国的化妆品，美国的电器用品，澳大利亚的罐头食品，捷克的玻璃器皿，瑞士的钟表……无不搜罗齐备。广东人让上海一下子从小杂货铺跨入了与国际大都会地位相称的环球百货商业业态。

广东人以善经商著称，而在广东商帮内部流行的一句话：广府人善走高层路线，中山人最不怕冒险，而潮汕人最善于把小买卖做大。上海有句话叫做“门槛精”，还有句话是形容更精的——潮州门槛。

此话从何说起？旧时上海的典当铺95%以上是潮州人开的。还是在阮玲玉逝世的1935年，上海全市共有约800家当铺，光潮州翁氏家族的就占300家，其中最多的一户就开了21家！但潮州人的精打细算绝不是杀鸡取卵，而是养鸡下蛋。

旧时金陵东路是典当一条街，盖因距离南京路商圈和十六铺码头都不远的缘故。而这条街还有个别名——骑楼街，今天行走其间还能看见拆迁剩下的一些骑楼。这既是思念故土的潮州人保留岭南民俗，也是考虑到质押者“棉衣进来、单衣出去”的窘迫。

据说当年有精明商家打出“为你挡风遮雨”的口号，可谓一语双关。今年77岁的丁耀光老人，13岁从潮州老家来到上海投奔当店员的父亲，直到去北京读大学前，一直长在骑楼街后面的潮州弄堂。

在这位老知识分子看来，作为上海商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门槛精”长期得到的是不公正的对待，“其实，它正是现代社会理性精神的展现，不独是潮汕人的特殊品质。记得父亲和我说，解放前，永安公司一进大门挂的是‘顾客永远是对的’；而我小时候公私合营的年代，一般商家送货上门是收费的，只有广东人开的不收。”至于这“门槛”二字，不仅代表生意经，也代表着一个族群近乎神圣的自律。“当时我父亲是店员，而那家店的店主就是我姑父和姑姑。我父亲就是尽自己店员的本分，从没想沾老板姐姐的光。你们可能不理解，老派广东人做生意：兄弟归兄弟，生意归生意。否则一定不成。”

老人此言不虚，更有钱的永安公司，甚至常年董事长父亲雇儿子打工。“也正是父亲的本分，文革期间我的成分是‘店员’，没受什么苦，如果成了‘资本家’，你懂的。”而这样流传千百年的“潮州门槛”，让“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丁老觉得这特别能代表广东人、特别潮汕人的个性：既坚持原则，让自己问心无愧；又不失灵活，为自己争取合理利益。丁老的外甥女肖丽华，同样长在那条弄堂，身为五零后的她对于这条“潮州门槛”有着自己的理解。在那个年代，这更多意味着自我保护。“

那时文革闹将起来，我们弄堂口大门一关，跟没事一样。大家该吃吃该喝喝，也没有人出去跟着闹事。就算来个上海本地人，根本听不懂我们说话，也不可能揭发检举什么。”那就不怕外人打进来？“谁敢啊？都知道潮州人惹急了比谁都能拼命！”本世纪，上海又重新成为全世界的上海，天然对商机嗅觉灵敏的广东人又纷至沓来，只是不用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需要飘洋过海，一张飞机或高铁票就ok了。

比如广州人林小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从前的老板派到上海“占领阵地”，没想到会像现在这样、要在上海长期发展了。现在他开在“巨富长”街区的东家小馆，是新一代广东人在上海的据点之一，不少老广不惜开车从浦东过江，只为一碗煲仔饭。“为什么会留下？广州有的上海也有，但上海的广州没有——随便打个比方，比如夜生活吧，上海有世界一流的夜店，而广州只有世界一流的夜市。可能中国最接近发达国家这种成熟公民社会的地方，就是上海了。”

因此，不愿意像身边同学朋友那样，早早过上可以看得到50岁的生活的林小木，离开了他心中“自由市场”一样的广州，选择了魔都。“老板广东人啊，广东人了不起！”听到林小木和相熟的广东老乡说起粤语，一位上海本地客人直树大拇指。“在上海，‘小山东’往往意味着苦力，‘小安徽’、‘小苏北’聪明些，但是大家往往要小心了。只有‘小广东’没有任何贬义，除了长相黑一点，哈哈！”

文章来源：《GEO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