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到闽粤之交的南澳岛去

渡轮曾是唯一的交通方式

以前去南澳的时候

还没有南澳大桥

从澄海的莱芜渡口到南澳岛的长山尾渡口

平底船需要摇晃50分钟

去南澳岛的渡轮

这里没什么现代工业

渔业、旅游业和风力发电是这个海岛的经济支柱

人们来这里享受沙滩、海鲜和新鲜空气

但是，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这个海岛上的调子都不是平静柔和

而是桀骜不驯

因为这里是传说中的海盗藏宝地

中国版的“金银岛”

此岛，宜钓鱼、宜吹风、宜寻宝

人们前往南澳，首先看到的就是“红头船”。这是一种用油漆把船头涂成红色的木船，在清朝末年，无数沿海民众就乘坐这种船只“下南洋”，以至于后来“红头船”就成了当时所有洋船、商船的俗称。

今天“红头船”仍旧被广泛用作渔船和商船。在莱芜渡口，除了一艘平底渡轮和几艘快艇外，便大多是“红头船”，渡口附近还有一个公园叫“红头船公园”。南澳岛上的船只也几乎都是“红头船”。

南澳岛的红头船

在潮汕一带，几百年来“红头船”都与当地人的生活和历史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种艺术化的民俗色彩。很少有人会想到，开始时，将船头漆成红色出于官府的强制，目的是切断当地居民与海盗的联系。

问题出在海禁政策上。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交界一带，早在宋元两朝鼓励海外贸易时，海商们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已经在悄悄绕开当时的市舶司（海关）偷偷进行贸易，同官商争利；明清实行海禁，这一带地少人稠的客观情况让当地民众不得不继续以海为田。既然不能再合法通蕃，他们就干脆做了非法的“海贼”，于是商船转为“寇舶”，形成官府眼中的海盗集团。

另外，因为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自然就有因职责划分不清而扯皮之事，这在“靖海”上自然也不例外。史载：“巡海官兵遇有歹船，妄执闽粤疆界之分，不肯穷追；及至失事，则互相推诿。”于是这一带更成“贼艘出没之区”。

虽然海盗集团在海上往来如风，但他们也需要一个陆上基地，南澳岛则是一个极合适的地方——这里距离大陆的距离不远也不近，既足以和官府保持安全距离，又方便随时进入大陆。

此外，南澳岛上的居民在明初被朱元璋强行迁徙，留下大片田地可供海盗耕作，保证粮食安全；岛上山势险峻，利于筑城修寨，有险可据。最重要的是，这里地处要冲，距离当时的海洋贸易主航线不过几海里。

南澳岛位置图

就这样，南澳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版的“金银岛”。

史载，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海上剧寇”沈师“啸聚甚众，犯南澳，岭东震动三月”，广东常平提举杨万里集合了数郡兵力，平定了这一事件。从此，南澳开始在史书记载上作为“贼穴”出现。从此海盗的势力越来越大，顾炎武论南澳：“洪武间，居民负险作乱，遂为贼巢”；《南澳志》载：“终明之世，漳潮无安堵，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

到了明朝后期，南澳一带的海盗势力已大到了动辄“战舰数百，聚众万余”。他们横行海上，向过往船只征税，俨然海上王国。对此，官兵屡次征讨，却总是无法斩草除根。

根源在于海禁——不仅沿海许多豪门、官员、官员亲属都与海盗有着关系；民众也常常接济海盗，以“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罇，率得厚利”。当官兵来时，沿海民众“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

对此，官方的做法是进一步加紧对沿海船舶的控制。雍正初年，朝廷下令，“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广东在南，南方属火，用色为赤，于是船头便漆成红色。

就在当今“红头船”大量停泊的南澳岛深澳湾旁，有一个名为“吴平寨”的村庄。

嗯，这个村子就是“吴平寨”

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这可能是唯一以海盗的名字命名的村庄。

明嘉隆年间（1521年-1572年）是中国海盗的全盛时期，吴平则是这一期间活跃在南澳岛的众多海盗首领之一。

此外，还有林国显、许栋、许朝光、林凤、林道乾、曾一本等海盗集团把南澳“先后据为窟宅”或活跃在附近海域。这些海盗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林凤是林国显的族孙，吴平是林国显的侄婿，林道乾的船队里有林凤的船只，曾一本承接了吴平的部众……

他们，就是中国版的“加勒比海盗”。

当地村民，至今对“吴平王”的故事依然津津乐道——比如他虽然身材短小，但相当精悍，“能在海里潜游七八里，从诏安游到南澳”——这足以使他当好一名海盗，但还不足以成为海盗头领，成就他的是“有智略”。

紧挨着吴平寨的，是今天南澳岛上的景点之一“金银岛”，这是一个在海边的小山，山下即是深澳湾。

这里就是“金银岛”| 林育波摄

“金银岛”上有吴平妹妹的塑像。她左右拿剑，右手拿着元宝，是这个岛上的“护宝女神”。

护宝女神 | 图片来自：静远的博客

南澳岛上神佛满天，全岛人口只有7万多，主要庙宇就有30多处。人们相信，摸一下“护宝女神”手中的元宝，能给自己带来财运。不过，在传说中，她正是不肯离开大批财宝，才死在此地的。

传说的真伪无法判断，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秋，这里曾有过一场恶战却是毫无疑问的。

对阵的双方在当时都声名显赫，一方是战绩卓著的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一方是纵横海上的大海盗吴平。

戚继光大战吴平

吴平早在寨前的海湾里布下了海底石墙，阻止俞大猷率领的水军。

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吴平船400艘，众万余；俞大猷统领福建和广东的水兵，船只数量为300艘，戚继光统帅陆军：5000名“戚家军”。可见，吴平的实力不亚于官兵。之前俞大猷对他曾用招抚策略，但他旋即复叛。

此次，戚继光一到南澳，即在外围运石、沉船以沉塞港口，同时以兵船环列南澳岛，将全岛封锁。随后，戚继光登陆，与吴平恶战数天后，俞大猷赶到，与戚继光会同作战。戚继光在正面进攻之外，又以3000精兵从敌后登陆奇袭吴平。

是役，吴平大败，被俘斩万余人。吴平仅率百余人驾小舟逃脱，后又被俞大猷的部将汤克宽追击于今越南境内，不知所终。有人说他战死在越南，也有人说他再次逃走。

对，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是：“然往有亲见平鲜衣怒马，在京浙日为富商大贾。平已炙其面……人无识者。”南澳岛上的雄镇关可以说是这场战役给南澳岛留下的纪念品，这是一道石筑的关口，戚继光奇袭吴平时，曾取道此处。

雄镇关

许朝光是和吴平在同一时期活跃在南澳的海盗首领。他曾自任“澳长”——将“海关”和“海洋执法”结合为一体，并仿照官方做法，对商船收税。交税的海商称之为“买水”，“澳长”则保证商船在交税后的海上安全。林凤，以及后来的郑芝龙，都效法了许朝光这一“抽分”收税法，与官府争夺商船税。

现在南澳岛上，有许朝光留下的“许公城”和“许公陂”。还有他留下的“海上烽火台”——烟墩，这是岸上观察敌情之报警系统。

“许公城”的烟墩

官府眼中的海贼，在民间却被称为“王”、“公”。曾参加辛亥革命的陈梅湖在其编撰的民国版《南澳县志》里写道，他对于南澳人将吴平、许朝光“曰王曰公”很有感触：“可以想见当日平势之盛，及朝光之无残虐于澳民。”

原因在于，对于当时的这些海盗而言，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海盗，他们认为那是官方海禁让他们铤而走险。他们设立“澳长”、护航等制度，实际上扮演了海上政府的角色。

作为一名革命党人，陈梅湖亲身经历了清末的吏治败坏和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当时南澳岛上也出了三个海盗，他们蛮横、粗暴，擅长杀人越货。陈梅湖看来，这些海盗，俨然退化了。他痛斥他们为“匪”。

1575年，福建巡抚刘尧诲会同两广总督殷正茂联疏请设南澳副总兵。当年，南澳设立了总兵府，配置“副总兵一员，通领舟师三千”。

南澳总兵府

也正是在此时，南澳和郑氏海盗集团结下不解之缘。

明末，在之前海盗活动的基础上，郑芝龙势力雄长，发展为拥有大海船千艘，有众十万的强大海上力量，在资本、贸易范围和活动时间方面都达到了明季海盗的顶峰。

对此，福建巡抚朱一冯在1627年执行“以夷攻盗”政策，期望借助荷兰人的力量来消灭郑芝龙。这一政策曾经在对付林凤海盗集团时用过——1575年，明王朝就曾派遣把总王望高到菲律宾联合西班牙人攻打林凤舰船，此后明王朝为了犒赏西班牙人，许其在厦门通商。

郑芝龙自然不想重蹈覆辙，像前辈海盗一样在夹攻中出局。他率先出击，大败荷兰人，烧毁荷兰快艇奥沃克号，捕获西卡佩号和另外四艘舰船，从此荷兰船只再不敢出现在台湾海峡。

南澳总兵府里的古炮

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对郑芝龙实施招抚策略，为长远考虑，郑芝龙接受招抚——他不能长期腹背受敌，必须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免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对付荷兰人和与荷兰人勾结的海盗集团。

1633年时，郑成功肃清了其他海盗集团，这固然是为明王朝“靖海”，但对郑芝龙来说则是彻底控制海洋。郑氏集团成为了当时东方最强大的海上力量。

郑芝龙“独有南海之利”，他对所有海舶征收税费，无论中外，均是“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仅此一项收入就使他“富敌国”。他还“常于澎湖外设市，税诸洋之货”。

另外，郑氏集团直接进行海外贸易，比如在1633-1638年间，郑氏集团每年开往台湾与荷兰人贸易的船只少则几十艘，多则一两百艘。这一时期的荷兰人正在拼命拓展海上势力，恰好遇到了郑芝龙这个强劲的对手。关于两者的力量对比，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氏集团可控制各种海船近万艘；同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船舶约三千艘。

1646年，郑芝龙降清。郑成功继承了他的海上事业，父子二人走向决裂。

1647年，郑成功在南澳招兵，举事反清。

今天在南澳的总兵府大门口可以看到一棵树龄四百多年的古榕树，此地即是当年郑成功招兵处，因此这棵树也得名“招兵树”。

郑成功像、“招兵树”

此后数十年，郑氏集团的舰队游弋在广大的东亚和东南亚海域。

郑成功延续了父亲的海上抽税制度，每船依照大小或所载货物，收取税金，并发给牌记，持有牌记的船舶不仅在本国具有通行效力，而且可以通往东西洋。

郑成功在南澳招兵图

1684年，伴随着康熙拿下台湾，郑氏集团的舰队也退出了南海——从此海洋上再没有这么大的中国海盗力量。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这可是个好机会，他们马上填补了这个空白。

此时中国正在步入“康乾盛世”，远在北京的清朝廷对海洋没有兴趣，更不想在上面浪费精力。“红头船”政策的推出，更是为民间贸易再加一重锁链。中央王朝终于心满意足地把它对民间中国的控制力从陆地延伸到了海洋，中国千百年来在海上表现的活力只逐渐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直到“海氛”再次被进逼的西方势力挑动，清廷才发现，“靖海”肃清了中国的民间海上力量，也让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从此门户洞开。当英国舰队长驱直入，羸弱的清军毫无抵抗之力。这时，海上早已没有可和西方舰队抗衡的郑氏舰队。

南澳，这个弹丸之地，也重新隐没在了历史的海洋里。